追踪华夏祖先的足迹 ——写在《晚夏殷商八百年》出版之际

《晚夏殷商八百年》，追踪祖先之际李琳之著，华夏研究出版社，迹写2022年6月

　　继商务印书馆出版《前中国时代》和《元中国时代》之后，晚夏研究出版社最近又出版了《晚夏殷商八百年》，殷商至此，百年我的出版上古中国三部曲得以全部和读者见面。

　　这3本书构成了我关于从传说中的追踪祖先之际“五帝”至商代一个完整的上古史体系。《前中国时代》叙述的华夏范围在公元前4000年～前2300年之间，是迹写传说中黄帝至帝喾时期，也是晚夏“最早中国”的孕育时期;《元中国时代》叙述的范围在公元前2300年～前1800年之间，是殷商传说中的尧舜至夏早中期，也是百年“最早中国”诞生并初步发展的时期;《晚夏殷商八百年》叙述的范围在公元前1800年～前1046年之间，是出版晚夏至商代覆亡时期，也是追踪祖先之际“最早中国”早期发展阶段，是为早中国时代。

　　这3个时代是中国从传说跨越至信史的3000年，对其发展的历史脉络，几千年以来，我们一直处于恍惚不清的迷茫状态之中。我的研究方法是，充分利用这一百年来中外考古学所取得的成就，对文献记载和传说分别从中国境内不同考古学文化的面貌、性质、迁徙、裂变，及其碰撞、纠缠、交融、衰亡等方面，予以梳理、比较、鉴别，实际上也就是用“三皇五帝”及相关族群碎片性的历史遗存去校正文献上五花八门的说法，由此揭示出华夏祖先在上古时期艰难复杂、跌宕起伏发展历程的漫漶足迹，大致梳理出了这3000年历史进程的基本线索和脉络。

　　说起这个体系的形成，还得追溯到9年前。那时我已经对山西有关“三皇五帝”的人文遗迹和相关传说进行了多次的实地考察，《中华祖脉》就是此期间写成的。写《中华祖脉》前面几个篇章时，我逐渐产生了写一本完整中国上古史的愿望。

　　我最初想得比较简单，就是想通过实地考察和文献研究，梳理出一个比较清晰的“三皇五帝”历史发展脉络，但很快就发现，这一想法是比较幼稚的。因为各种文献记载的“三皇五帝”出入太大，有很多甚至是自相矛盾，牛头不对马嘴，颠三倒四之处甚多。而且，通过实地考察，我还发现，全国大部分地区或多或少地都有不同版本的“三皇五帝”说法在流传。我意识到，这些流传在不同地域的民间传说和文献上互相矛盾的记载，其实可能都是上古社会不同部族流变后的记忆、认知，它们都只反映了历史的一个点或一个面，而且还是后人“再创作”以后的失真版本。所以，在这样一种情况下，要按照最初想法从文献和传说中梳理出一个完整而真实的“三皇五帝”框架，几乎没有任何可能。

　　从那之后，我一方面开始面向全国，前往各地有“三皇五帝”人文遗迹和传说的地方进行巡游考察，另一方面我把目光转向考古领域，开始大量学习、研读先秦方面的考古学著作。

　　这一转变让我豁然开朗，我有了一种柳暗花明的感觉，发现了一片新的天地。以前很多百思不得其解的东西居然能从考古学中找到明显的痕迹。但很显然，个别考古学者也犯了一个形而上学的错误，那就是，他们总是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面谈同史前传说相关的考古实证，而完全忽视了不同地域和不同时段的传说记载。换言之，他们没有意识到，“三皇五帝”传说实际上折射的是一个包含了巨大时空范围的、错综复杂的、且是变动不居的有机历史整体。

　　我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，就是在60岁完成中国上古大历史的写作。这是一个漫长的计划，尽管前行的道路极其艰难，而且很可能还是无功而返，但我从来没有动摇过这一信念。

　　我原来想好的书名就是《中国上古大历史》，而且只写一本。后来之所以变成三本，且将书名都换掉，是两个原因促成的：一是深受苏秉琦先生“古国—王国—帝国”三阶段理论和许宏与何驽关于“最早中国”争论的影响;二是“五帝”及夏商两代涉及3000年的历史。显然，写几十万字的一本书恐怕难以说明问题。

　　最早动笔写这个系列是在2016年10月，我当时写的是《前中国时代》“良渚古国”相关内容，但仅仅写了一章就由于资料的匮乏和思维的混乱而不得不停下笔来。

　　这期间我将相关考察笔记整理后，集成《家国往事》和《祖先，祖先》两本书先后出版，引起了一些关注。2017年春季，中央电视台6集纪录片《陶寺村的故事》(原名为《华夏之源》)摄制小组找到我，请我出任该片文化顾问，并拍摄我寻访、考察华夏文明遗迹的片段。当年11月，在临汾康庄拍摄完我寻踪帝尧“击壤碑”的场景后，我随山西国际文化交流协会中东考察团前往中东，重点是到埃及进行了考察。

　　“出演”《陶寺村的故事》，增强我走下去的信心，而出访中东、考察古埃及文明则进一步开拓了我的视野，我不再是站在山西，也不仅仅是局限在中国范围以内，而是开始站到整个世界文明史的巅峰去重新审视“三皇五帝”这段传说时代的历史。

　　视野开阔了，方法对头了，我感觉以前碰到的诸多难题，逐渐开始有了解决的思路。又经过一年时间的研究、积累和其他准备工作，2018年11月15日，我再次拿起笔来。不过，这次我选择的是先写《元中国时代》，这样做，一是为了打通“前中国时代”到“早中国时代”的中间环节;二是我对元中国时代政治文化中心所在的陶寺遗址更为熟悉，因为那里毕竟是我的家乡。

　　没有想到，这次重新披挂上阵十分顺利，就像驶上了“高速”，一路畅通。3本书130多万字，我用了3年时间就完成了，并且每一本都是在写完之后于第二年就顺利出版了。这比我原来的计划整整提前了5年。

　　欣慰的是，早在写《元中国时代》之时，我就被聘为了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客座教授。时为学院院长的孙岩教授得知我这个研究写作计划后，就向上申请，把我的选题纳入了山西省“1331工程”重点学科建设计划、山西大学三晋文化与旅游产业协同创新中心的出版资助范围。

　　前两本书出版之后，也在社会上引发了一定程度的反响。《元中国时代》在2020年12月“商务印书馆人文社科好书读者投票评选”活动中获得第二名，在“历史的回响”类别中高居榜首;随后，又在2021年1月成功入选“2020百道原创好书榜年榜·人文类”。《前中国时代》也在2021年12月入选商务印书馆官方发布的“2021历史好书60种”榜单。

　　回想这十几年的研究之路，我的确是有点后怕，其间的艰难困苦非一言可以道尽。著名作家周宗奇先生说我：“藐视浮华，埋头苦干，写人所未写，大几十万字一部书一部书地往外端，这份辛劳与精神，让人望而兴叹!当今文人若此者，试问全国能有几位?著书只为稻粱谋，代有贤者羞世俗。”

　　我没有周先生说得那么高尚，但我知道在追踪祖先足迹这条道路上，我还会走得更远。

　　道理很简单：不忘初心，方得始终。

　　一个人是如此，一个国家也是如此。

（李琳之）

2022年5月31日于京

　　根据学界普遍认可的关于“酋邦—古国—王国—帝国”人类文明进程划分原则和中国上古史发展实际情况，本书将公元前4000年至前1046年即“中国”孕育、诞生和初步发展这段特殊时期，分别定义为前中国时代、元中国时代和早中国时代三个阶段。本书叙述的早中国时代范围，大致在公元前1800年至公元前1046年之间。从考古学上讲，这段时间正是史前中国由古国时代跨入王国时代的早中期。从传统的中国古史体系讲，这段时间是晚夏至商末时期。

　　本书吸纳了百年来的考古学成果，尤其是综合运用了最新的考古学成就，以全新的视野和角度对近800年的历史，结合文献，做了独立的阐释，既有继承，也有对历史文献的纠错和发展，为读者描述了一幅气势宏伟、波澜壮阔而又客观真实的历史画卷。

　　李琳之，临汾市襄汾县人，历史学者，出版有《中华祖脉》《家国往事》《祖先，祖先》《元中国时代》《前中国时代》等十余部著作。其中，《元中国时代》入选“百道2020原创好书榜年榜•人文类”;《前中国时代》入选商务印书馆“2021年历史好书60种”榜单。

责任编辑：畅任杰